“居者有其屋”的东亚模式及其新动向——《东亚住房：应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挑战》述评
书评作者：
沈 洁 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讲师，博士
罗 翔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东亚国家的住房体系代表了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模式。然而，近年来东亚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也导致住房模式出现了新动向。2014年出版的《东亚住房》一书，及时、敏锐地反映了该研究领域涌现的最新成果。该书聚焦于住房体系在东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政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收录了9个东亚国家的案例，揭示其住房体系如何应对新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不是一般描述性的区域研究著作，而是着眼于住房制度的内在机制及其在转型中的互动影响。
该书分10章展开，第1章为全书的铺陈交代背景，余下9章分别聚焦一个东亚国家的实践经验。在开篇首章，约翰•都灵（John Doling）和理查德•罗纳德（Richard Ronald）提出东亚住房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特征表现为“政府参与的住房商品化（state-coordinated housing commodification）”（17页）。与西方国家通常将住房作为一项基本社会权利与保障有所不同，住房不仅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支柱部门之一，而且也是其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住房产权（homeownership）主导的住房体系，大规模的住房开发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拉动国内投资与消费。与此同时，当家庭购买住房以后，住房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从而实现主要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因此，作者指出，东亚国家的住房体系背后的逻辑，正是东亚国家特有的政府发展主义（state developmentalism）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最近20年，东亚住房政策面临了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危机、人口老龄化、家庭模式重构和政治民主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经济社会因素考量下的政策转型。然而，正如本章作者所述，政府干预下的转型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导向，且因此还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王亚平（Yaping Wang）和邵磊（Lei Shao）在第2章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强势政府干预的共同作用。尽管政府的角色很突出，中国依然在1990年代经历了急速发展的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过程。但是，近年来，逐渐显现出的不平等趋势，引发了以保障房供给为主的政策转变。这个意义上讲，出于社会稳定考虑的住房结构重组，被认为是对早期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思路的纠偏。
第3章（作者叶毅明，Ngai Ming Yip）不仅描述了香港的住房体系，还指出其是当地生产福利体制的组成部分。在香港，房屋自有率比例持续大幅提高，且始终处于社会福利供给中最显著的核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住房领域的收缩只是暂时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应对1990年代末至今的市场低迷的实用性策略。然而，这项政策工具将在未来时期面临严峻的挑战，以满足更多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住房需求。
在过去数十年里，印度尼西亚的住房体系经历了巨大变化，集中体现在建立了广泛的市场化环境。在第4章，Devisari Tunas和Laksmi Darmoyono将其演进过程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国家控制住房供应，然后私人开发企业参与其中，以及近年来的分权体系建立。容纳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满足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需求，已成为当前住房政策的关注焦点。印尼政府试图从私人企业融资，以解决持续已久的财政困境，这也使得后者在当前的公共住房供给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所代表的以产权为导向的住房体系始终处于挑战的风口浪尖。在第5章，平山洋介（Yosuke Hirayama）强调了经济衰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中产阶级家庭数量的减少，以及政府退出供给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领域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日本既有住房保障体系的逐渐瓦解。该章作者认为，日本的住房政策走向，尤其是产权导向的住房模式的可持续性，将引发研究者进一步的关注。
马来西亚的住房供给，就生产方面而言，与东亚其他国家相似。正如第6章作者（Wan Nor Azriyati Wan Abd Aziz，Kuppusamy Singaravelloo）指出的，尽管该国从不缺乏为不同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的规划，但住房消费主要还是市场行为，或者说，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经济实力和预期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案例的独特性在于，政治和选举因素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住房发展中的种族差异。
在第7章，李中清（James Lee）从制度视角验证新加坡住房体系的有效性，提出有趣的问题假设，何以公共住房领域的政策能够同时实现社会和经济目标。作者认为，新加坡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房屋作为资产，参与了两次资本循环过程。独特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以及住房发展局体系（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不仅兼顾了社会保障，也使得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总之，作者强调，要确保分配公平，制度安排是必备条件之一。
李贤静（Hyunjeong Lee）在第8章回顾了韩国住房政策演变的4个阶段。从历史上看，该国的住房体系发育完善，总体上受益于房屋产权私有体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使民众具备购买能力，也制定了相应的公共住房计划。然而，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和家庭生活方式，长久以来形成的住房私有化的绝对优势大大地削弱了。本章作者提出的取代方案，是倡导建立福利导向的住房体系。
住房的商品化及其市场制度安排，同样是台湾住房政策的显著特征。陈怡伶（Yiling Chen）和毕恒达（Herng-Dar Bih）合撰的第9章，描述了从“放任自由主义（laissez-faire）”到规范市场化的变迁历程，而引发这一变化的契机发生在2005年，长期累积的经济投机行为爆发，导致购买力迅速下降。从1990年代以来，面对诸多新形势，比如去工业化、社会不平等加剧、生育率下降等等，仅凭市场手段难以应对，效果甚微。近年来，随着公租房建设的兴起，管理者开始逐渐改变政策思维，而本章作者也期待未来能出现更加显著的政策转向。
最后一章，Yap Kioe Sheng指出，泰国跟东亚许多国家相似，也经历了住房体系的转型过程。作者特别关注在市场导向的住房政策背景下，泰国愈发显现出社会不平等的迹象：中产阶级并不费力就能从开发商手中获得高品质住房，而城市贫民却只能在非正规条件下蜗居苟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旨在为低收入人群改善居住条件的项目大量启动，但真正从中受益的，却仍是中产阶级家庭。
总之，这本研究论文集为东亚住房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案例，既有田野调查经验，也有理论解释框架。自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5）以来，到最近的格坦姆（Gotham，2009），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再重申，房地产开发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有机部分。因此，本书的一大突出特点在于，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东亚背景的现实案例，并且超越了住房体系本身，将其置于应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挑战的核心位置。但是，也要看到，来自东亚的经验并非一成不变。在新形势下，各国呈现出“理一分殊”的政策和实践差异。由此，须指出的是，若本书主编在结尾处再添加一章，对东亚各国之间展开比较，并与西方国家模式互为参照，也许能引发更多有趣的讨论。相信本书的读者，无论是学术研究人员或公共政策制定者，都能从本书收获有益的信息，并由此展开延伸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