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和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对全球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通过对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个创新城市进行研究，揭示了当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成长路径和类型，发现区位是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转移和演化趋势进行了探讨。

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

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创新作为城市核心功能在地域空间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数量和等级是该国科技实力在空间上的直接反映。美国《在线》杂志2000年评选出的46个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评选出的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个创新城市均显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分布高度集中在美国、西欧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家或区域内部则高度集中在世界大城市群地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集中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2thinknow评选出的100个创新城市中，西欧、北美分别占45%和34%，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的两大核心区，而亚洲尚处于边缘位置，其数量仅占17%。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集中生长在世界大城市群地区

从国家或区域尺度上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在世界大城市群（Megalopolis）地区，尤其是北美和西欧世界大城市群地区。北美34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有19个位于其3大城市群中，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拥有8个，北美5大湖城市群拥有7个，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圣迭戈城市带有4个，西欧拥有世界6大城市群中的2个，分别是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城市群和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亚洲虽然拥有着世界6大城市群中的2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和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但仅仅拥有6个创新中心。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路径及类型

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和全球科技创新空间格局的形成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区位不同，不同城市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就会不同，其发展轨迹及其类型也会不同。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路径

    麦肯锡认为，一座城市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根据其具有的不同区位优势可以分为3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种称为英勇的赌注（Heroic Bets）。着重强调政府在创新中心成长初期的关键性作用，属于政府扶持型。麦肯锡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前期大量投资于一个“有前途”的行业是一个英勇的赌注，这依赖于政府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果断的投资决策。

第二种是不可抗拒的交易（Irresistible Deals）。这类城市成为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用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换取技术溢出，即市场导向型。

第三种是知识绿洲（Knowledge Oases）。拥有着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发机构，知识和技术在这类城市成为优势资源。这类城市更注重自我发掘，其成长需要通过引进一批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以便架起知识创新和商业化之间的桥梁，但本质上属于大学驱动型。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类型

麦肯锡根据不同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将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态划分为5种类型。

    “初生的溪流”（Nascents）：代表城市从播下“创新种子”直至发芽的过程，这意味着该城市当前只有少量创新产出，是一座城市向科技创新中心迈步的初始阶段。

“涌动的热泉”（Hot Springs）：一个规模较小但在快速成长的创新中心，它成功地集聚了以科技劳动力和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资源。与“初生的溪流”相比，“涌动的热泉”一方面将有限的创新资源集中投资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产业；另一方面创新产出高度依靠少数几家大公司，且有少量技术创新走进世界领先行列。

“汹涌的海洋”（Dynamic Oceans）：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鼎盛阶段，拥有多样化的产业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吸引众多国外大型公司入住，并且由于技术溢出效应，新的创新在临近地域或相似产业上产生，初创企业得到较好的发展。

“平静的湖泊”（Silent Lakes）：与“汹涌的海洋”相反，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如果长期依赖于初期建立起来的大型公司，那将陷入低成长性的创新生态系统。大量的创新资源集中在狭窄的行业门类，在无竞争环境下引起创新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

“萎缩的池塘”（Shrinking Pools）：代表着科技创新中心消极发展的“恶果”，当一个创新中心无法拓宽其创新领域或者增加“创新者”（创新企业）的名单，伴随着逐渐萎缩的创新生态系统，其就会从全球创新价值链上慢慢滑落出去，并且在产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转移及演化趋势

当前，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板块转移，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亚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中国，更具备孕育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资源丰度和市场深度。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布重心呈现向亚洲转移的趋势

当前，高端创新要素的系统性东移正成为全球创新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高端要素的系统性东移为亚太孕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机遇。在全球创新资源呈现系统性东移的趋势下，亚洲必将诞生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1—2个足以与伦敦、纽约相抗衡的全球城市，从而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版图。

中国孕育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

中国要孕育自己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依托其发达的城市群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这3大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这3大城市群也是中国未来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抢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区域和中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诞生地。实际上，以这3大城市群为依托的一些城市正在向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加速成长，如上海市由2009年的枢纽型城市上升为2014年的支配型城市，深圳、北京和南京这3个城市由2009年的节点型城市上升为2014年的枢纽型城市。

科技创新引领全球城市发展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物质要素。迈克尔•波特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4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前3个阶段都是经济处于成长阶段，而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国家已经走到经济衰退阶段。波特的国家驱动发展阶段并不一定是由此及彼的线性过程，也不一定是单向演进的一维过程。例如，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大都市已初步实现由“财富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逆向转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逆向转型，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蜕变。

传统国际大都市加紧谋划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举措，表明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科技创新正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志性功能。将GaWC全球城市排名与2thinknow全球创新中心排名对比，可以发现，综合实力靠前的城市一般都拥有着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前20强的全球城市基本属于枢纽型及以上类型的创新城市，前10强的全球城市均为支配型的创新城市。这表明，以科技创新推动全球城市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1期《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发展类型及演化趋势》，作者：杜德斌、段德忠，华东师范大学。